摘要
在机翼机身数字化对接装配中,由于制造误差、定位误差等因素,装配件在对接前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偏差,对接过程中连接结构可能出现磕碰、磨损和变形等现象。为了避免翼身对接装配中遇到上述情况,本文设计了一种五自由度柔顺对接机构,使部件对接过程中遇到干涉时能够柔性适应,根据目标部件的导向顺利完成装配。在此基础上,本文以叉耳式连接结构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翼身柔顺对接过程中连接结构的接触力情况进行分析,建立了翼身柔顺对接过程中叉耳式连接结构的接触力预测模型。
飞机装配是飞机制造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学科领域广泛、难度较大,是一项综合性制造技
机翼结构形式多种多样,如边条翼、后掠机翼、前掠翼和三角翼等,翼身对接形式也不尽相同,如叉耳、轴孔和齿垫等形式。为降低制造成本、提高装配效率,需要设计一种面向机翼对接装配的柔性工装,通过快速重构满足不同机型、不同连接形式的对接装配要求。
基于上述需求,浙江大学飞机数字化装配课题组设计了一种结合数字化调姿定位技术与柔顺对接技术的机翼数字化调姿对接系
机翼数字化调姿及柔顺对接系统一般由机翼数控定位系统完成机翼部件的初始定位,将装配件的相对偏差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然后在对接过程中,通过柔顺对接机构补偿该部分偏差,实现低应力无损装配。机翼数控定位系统主要由底座和调姿定位器组成,如

图1 机翼数控定位系统
Fig.1 Digital positioning system of wing-fuselage
底座作为安装数控定位器等设备的平台,需要有较强的承重能力与稳定性。底座主要由整体平台和支撑脚组成。底座长4 200 mm,宽2 900 mm,高850 mm,平台四角布置有4处平台吊点。框架底部布置有升降支撑脚,升降行程450 mm,在机翼对接时使平台下降,可降低底座重心,提高设备稳定性。
机翼调姿数控定位器是一种可以实现X、Y、Z这3个坐标方向数控移动的模块化单元,且X、Y、Z轴均采用全闭环控制。每个机翼调姿定位系统含有4个三坐标数控定位器,共有12个相互独立的驱动轴。通过对各个定位器的协同控制,可以实现所支撑产品的六自由度高精度调姿,并确保不会对产品造成撕裂、挤压等损伤。每台调姿数控定位器主要由底座、定位轴、各定位轴托板、立柱、定位器电控柜及球头入位装置等组成,如

图2 数控定位器
Fig.2 Numerical localizer
如

图3 柔顺对接机构
Fig.3 Compliant docking mechanism
如

图4 柔顺机构
Fig.4 Compliant mechanism
4‑RPS机构存在过约束问题,采用修正的Kutzbach‑Gruble
(1) |
式中:表示构件数,为12;表示运动副数,为14;表示运动副的相对自由度,旋转副和移动副为1,球铰副为3;表示过约束数,为1;代入计算后得到柔顺机构的自由度为。
柔顺机构在各个自由度上的弹性刚度为
= | (2) |
式中:分别为整个机构即托架过渡件相对于固定底板在方向上的平移刚度和、、方向上的旋转刚度;分别为每组竖向拉伸弹簧、斜向拉伸弹簧、碟簧的劲度系数;分别为两组竖向拉伸弹簧几何中心沿方向上的距离;分别为斜向拉伸弹簧、碟簧距离上底板回转中心之间的距离;为斜向拉伸弹簧与轴的夹角,大小为45°。
为了装配能够顺利对接,在柔顺平台中加入了对接进给轴,用于推动部件完成对接。通过电机驱动蜗轮蜗杆及滚珠丝杆带动对接进给组件运动,如

图5 对接进给机构
Fig.5 Docking feed mechanism
为了避免对接过程中装配件因受力过大而损坏,需要对进给力进行监测,规定对接过程中进给力不能超过设定阈值(与材料特性与装配安全系数有关,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为了获得进给力,安装了扭矩传感器。通过扭矩传感器的读数,可由
(3) |
式中:为滚珠丝杆传动效率;为导程,均可由所选滚珠丝杆型号获得相应参数;为接触前的扭矩;为当前接触状况下的扭矩。
柔顺对接机构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平滑翼身对接过程中的接触力,但由于缺乏科学的接触力计算模型,对接过程中仍存在部件因接触力过大而导致损伤的可能。因此,需要建立一套连接结构在柔顺对接过程中的接触力模型。通过该模型可以根据对接开始前的位姿误差计算预测对接过程中的接触力大小,以接触力大小为指标对位姿误差进行限定。此外,还可以根据该模型与调姿数控定位系统的位姿精度,指导柔顺平台的设计。
在叉耳式连接结构对接中,由于连接结构相互干涉、挤压、碰撞会产生接触力,接触力主要包括两类:接触区域的受力、接触区域附近产生的应力。接触力过大可能导致叉耳式连接结构在对接过程中出现擦伤、磨损甚至变形,因此接触力水平是衡量对接质量的重要指标。
典型的机翼叉耳装配结构如

图6 机翼叉耳装配示意图
Fig.6 Assembly schematic of wing fork-lug
机翼的装配中共有6组叉耳对接结构。对接装配过程中以其中一组叉耳为基准进行调姿、匹配和对接,其他的叉耳结构均为间隙较大的间隙配合,这样可以避免在对接过程中其余结构先接触,保证第1组叉耳的顺利对接装配。对接完成后单双叉耳之间的配合尺寸为33F8/h7(双面配合间隙为0.025~0.089 mm)。这种装配精度不能简单地通过数字装配的方式来进行,需要使用柔性装配技术来完成。同时,应尽可能降低配合面的受力、避免配合面的损伤。
在翼身对接开始前,叉耳式连接结构的位姿偏差可以用表示。其中,如

图7 叉耳式连接结构的位姿偏差
Fig.7 Pose errors of fork-lug connection structure
如

图8 叉耳式连接结构柔顺对接模型
Fig.8 Compliant docking model of fork‑lug connection structure
为了将机翼叉耳柔顺装配问题简化为数学模型,应当先做出如下假
(1)由于在对接过程中相对偏差较小,对接过程中不考虑配合件的形变。
(2)柔顺机构的转向刚度和侧向刚度相互独立且保持恒定。
(3)由于机翼部件的刚度大于柔顺机构的刚度,同时对接过程中的位移形变很小,所以假设所有的位移形变均发生于柔顺机构的弹性形变。
(4)由于进给速度较为缓慢,整个对接过程可以假设为准静态状态。
(5)主要关注对接过程中配合件之间的受力情况,并不研究对接过程中对接轴的驱动能力,所以可以忽略重力的影响。
按照上述假设,机翼的叉耳装配过程可以简化为一个二维模型。如同前文所述,本文假设以托架为基准进行调姿,因此进给方向偏差几乎为零。偏差主要出现在机翼与机构的相对位姿:侧向偏差和角度偏差。
其中,侧向偏差以向左为正,角度偏差以绕夹紧机构逆时针旋转为正。为初始侧向偏差,为初始角度偏差,这两个量在机翼固定在柔顺进给机构后可以测量得到。根据不同情况下侧向偏差和角度偏差的正负,如

图9 初始X0和的4种情况
Fig.9 Four cases of X0 and
装配过程中的主要参数如

图10 主要参数及其示意图
Fig.10 Main parameters and schematics
如

图11 装配过程的4个阶段
Fig.11 Four stages of assembly process
在不考虑进给力等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装配成功进行的要求即是:耳片与叉耳初次接触时,耳片外沿至少应落在倒角外沿之内。这一关系的数学表达式为
(4) |
如

图12 初始接触状态
Fig.12 Initial contact state
如
(5) |
式中:为柔顺进给机构的侧向力,为进给力,为弯矩。接触点的压力为,摩擦因数为,摩擦力为。同时,由于角度偏差通常小于,所以可以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化简。综上,可以推导出这一阶段的受力模型。

图13 通过倒角阶段示意图
Fig.13 Schematic of going through the chamfer stage
几何方程
(6) |
受力方程
(7) |
最大正应力方程
(8) |
物理方程
(9) |
式中:和为整个柔顺进给机构的转向刚度和侧向刚度。最后联立方程解得
(10) |
式中:、均为自变量的一元函数,且
(11) |
单侧面接触的情况下,各个部件参数及受力情况如

图14 单侧面接触阶段示意图
Fig.14 Schematic of single side contact stage
同理,几何方程
(12) |
受力方程
(13) |
最大正应力方程
(14) |
物理方程
(15) |
最后联立方程解得
(16) |
式中
(17) |
双侧面接触的情况下,各个部件参数及受力情况如

图15 双侧面接触阶段示意图
Fig.15 Schematic of double side contact stage
几何方程
(18) |
受力方程
(19) |
最大正应力方程
(20) |
物理方程
(21) |
最后联立方程解得
(22) |
对双侧面接触阶段进行建模时,需要研究单侧面接触与双侧面接触的临界情况,即临界距离:由于此时处于单侧面与双侧面接触的极限位置,此时的支撑力,如

图16 单侧面接触与双侧面接触临界状态
Fig.16 Critical state of single side contact stage and double sides contact stage
将上述条件代入,化简得到
(23) |
式中
(24) |
根据韦达定理求解式,再结合实际情况,可得
(25) |
至此,得到了叉耳式连接结构柔顺对接全过程的接触力模型。选取模型结构参数h=32.95 mm,H=33 mm,D=70 mm,c=15 mm,L=60 mm,Kθ=2.08×1

图17 接触过程仿真分析结果
Fig.17 Simulation analysis results of contact process
基于上述模型,分析在初始偏差、确定后,对接过程中接触力、的最大值,与关键结构应力水平的最大值。由于、、的最大值均发生在双侧面接触阶段。故针对这个阶段的、、求导,得到
(26) |
因为、所以均大于零,则当时,取得最大值,即
(27) |
同理
(28) |
当时,取得最大值,即
(29) |
同理
(30) |
相对复杂,可以通过遗传算法求解对接过程中的最大值。
(31) |
因此,在机翼部件对接进行之前,可以根据装配工装的工艺参数,通过初始偏差、直接对装配过程中关键结构的最大受力、应力、进行预测,如果预测值超过设定阈值则继续调整姿态。即通过上述公式,可以根据装配工装、工艺要求对初始偏差、进行更科学的限制,避免了对接装配过程因接触力过大而造成连接结构表面损伤、应力过大的情况。
本节对五自由度柔顺机构叉耳式结构对接过程进行有限元建模分析,并对该数学模型的进行验证。
根据实际项目的需求,作为接触力分析的主要研究对象,叉耳式连接结构的材料为钢。这种钢材使用双真空冶炼工艺,是一种高强度的沉淀硬化不锈钢。这种钢材的性能优良,除了具有较高强度外,还有良好的断裂韧性、横向力学性能。鉴于这种钢材良好的综合性能,在宇航、航空航天和核反应堆等领域广泛应用。根据《不锈钢实用手册》,材料密度为,杨氏模量为,泊松比为。其余部件由于不是本次分析的主要研究对象,近似选取45号钢作为材料。
考虑到本章主要研究对象为柔顺对接过程中叉耳结构的受力情况,主要与五自由度柔顺对接机构在对接过程中各自由度方向的运动位移、相应弹簧的刚度相关。且柔顺机构在设计时已经进行过校核,对接过程中各部件(除弹簧等柔性部件)几乎不发生形变。考虑上述几点,本章基于模型运算能够收敛的条件下,以提高接触力分析精度、最大程度还原五自由度柔顺机构特性为目的,对五自由度柔顺机构有限元模型进行了如下简化:(1)机构运动学特性直接影响着对接过程中叉耳式连接结构的接触力大小,因此必须还原:保留了4‑RPS运动机构。同时由于直线导轨与转动导轨结构复杂且辅助设施繁多,引入模型后会导致运算不收敛,但直线导轨与转动导轨的运动学特性简单,因此在模型中删去相关部分,采用Abaqus软件中的connector功能实现。(2)为了使整个模型运算得以收敛,必须要删去部分与接触力无关的部件:如螺栓、螺柱等大量为连接、支撑、固定而安装的部件。(3)原机构考虑到承载能力、稳定性、自重和便于安装等因素,为部件设计了许多复杂特征,如加强肋、孔和倒角等,这些特征不会影响连接结构的接触力大小,但会导致网格划分质量降低、大大提高模型的运算难度,因此在建模时删掉了这些特征,合理地将部分部件转化为形状规则的部件。
根据上述原则,本章最后保留了固定底板、上底板、4组RPS运动机构、托架过渡件、机翼部件和对接组件等主要运动部件,省略了下底板、导轨等辅助部件,将部分不发生相对运动的部件进行合并,删除了螺栓螺柱等部件,并适当调整柔顺机构外形。如

图18 五自由度柔顺对接机构有限元模型构建
Fig.18 Finite element model construction of five degrees of freedom compliant docking mechanism
设计模型的运动学关系时,采用连接器与弹簧元件来实现五自由度柔顺机构的运动学特性:连接器还原各部分之间的相对运动关系、弹簧元件还原各组件之间的柔性。弹簧参数方面:(1)固定底板与托架过渡件之间的竖向拉伸弹簧,共4组,每组4根,每根劲度系数为10 N/mm。(2)固定底板与上底板之间的斜向拉伸弹簧,共4组,每组6根,每根劲度系数为10 N/mm。(3)位于导向套内,连接导向套与导向柱之间的碟簧,共4组,每组1根, 每根劲度系数为100 N/mm。设置弹簧单元时,将每组弹簧合并为一根,因此在有限元模型中共包括12个弹簧单元:位于固定底板与托架过渡件之间的4个劲度系数K1=40 N/mm的弹簧、位于固定底板与上底板之间的4个劲度系数K2=40 N/mm的弹簧、位于导向套内部的4个劲度系数K3=100 N/mm的弹簧。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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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模型的运动学特性:对接过程中在弹簧、弹性连接器的作用下柔顺对接,所以对接过程中分析步选用动力隐式分析步。
由于该模型运动特性复杂,仿真过程不易收敛。为了更容易收敛,在动力隐式分析步之前加入一个静力通用分析步,在静力通用分析步中沿对接方向加入一个小的位移,让对接部件先有一个较小的接触。此外,由于研究对象为叉耳式连接结构在对接过程中的接触力大小,为了仿真过程更加容易收敛,设置边界条件时:将固定底板完全固定,机身沿对接方向与机翼进行对接。此外,将对接过程中不会发生运动的运动方向完全固定,避免出现无法收敛的情况。
相互作用方面,选用surface‑to‑surface接触。根据经验,设置对接件之间的摩擦系数。
网格划分的质量关系到模型储存空间、运算速度和模拟精度。因为本次研究对象为叉耳式连接结构对接过程中关键结构的力学特性,同时整个机构运动特性复杂,所以对固定底板、上底板、托架过渡件和4‑RPS运动机构采用四面体网格,并指派C3D10类型单元。叉耳式连接结构作为主要分析对象,采取六面体网格,指派C3D8R类型单元,并进行更精细的网格划分。
此次分析的初始偏差为θ0=0.04°,X0=1 mm,部件结构的主要参数为:h=32.95 mm,H=33 mm,D=70 mm,c=15 mm,L=60 mm。本次分析结果如

图19 有限元分析结果
Fig.19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result
由

图20 结点选取
Fig.20 Node selection
上述结点在柔顺对接过程中的应力变化情况与理论值如

图21 理论值与有限元分析结果
Fig.21 Theoretical value of and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results
根据上述结果,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1)建模过程中为危险截面最大应力值,从
(2)仿真应力结果与理论值并不完全一致且呈现反复波动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对接装配过程中接触面之间存在着一定卡塞现象。
通过研究柔顺对接机构运动原理、等效刚度和结合叉耳式连接结构的特点,建立了叉耳式连接结构在柔顺对接过程中的接触力模型。该模型可以依据柔顺机构等效刚度、连接结构尺寸参数、对接前位姿偏差,对柔顺对接过程中的接触力大小进行预测。最后,通过有限元分析对该模型的正确性进行了验证。分析结果表明,叉耳式结构根部存在最大应力。在装配过程中,应根据接触力模型分析调整机翼位姿,避免连接结构在对接过程中出现磨损和变形。
本研究首次提出将装配过程划分为4个阶段并建立分段接触力模型,预测出最大接触应力大小和位置,实现在机翼调姿定位结束后、对接开始之前的“接触力计算校验”,优化了翼身数字化柔性对接装配过程。此外,该模型还可以根据调姿数控定位系统的位姿精度,指导柔顺平台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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